第二百零三章 围攻京城，分食东虏！ (第1/2页)

阳明心学七派。
　　
　　浙中、江右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闽粤、泰中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北方王学主事家族穆家绝祀绝后，没有了心学重量人物或家族存在，北方王学立刻成了盘散沙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京城太近，北方王学中人见识过圣上铁血杀戮后，所有人和家族都心生胆寒，而不敢再伸头主事。
　　
　　君不见一夜之间，宛平县穆家及众吏、大户之家，消失了数十个。
　　
　　这倒不是说找不到这几十个家族宅院了，那些砖瓦砌成的宅院还在那里，就是人没有了。
　　
　　为了警告其他省、府、县地的官吏、士绅、大族、富户，内阁阁臣陈以勤特令锦衣卫在抄没完穆家、王家等家族钱粮后，将数十座宅院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，全部门户都敞开着。
　　
　　人走进其中，偌大的穆府，竟空空荡荡，别说人了，就连跑动的老鼠都没有，越走越瘆人。
　　
　　砖石、地上的血，哪怕锦衣卫冲洗的很干净，但暗沉的颜色，顿时就能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。
　　
　　就在宛平县南郊，锦衣卫封锁了座小山，从那天后，那座小山就一直在冒着黑烟，偶尔顺风的时候，烟气飘过来，那腥臭感能瞬间让人作呕。
　　
　　经常烧人的家族知道，锦衣卫这烧的是人，在焚烧穆家等家族族人的尸身。
　　
　　县里多了几十座鬼府，县外多了座万人尸山，那些北方王学中人是贪，但不是傻，触圣上霉头的下场历历在目，谁会伸着脖子让圣上继续砍？
　　
　　一些胆小的北方王学中人和家族，甚至脱离了阳明王学，趁着无人时候，烧去了与心学一切有关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北方王学名存实亡。
　　
　　而这，也让阳明王学的其他六派看到了抢占思想高地的机会。
　　
　　因为圣上在大礼议之争后，对心学的打压，阳明心学的发展，始终在南方，这点，通过几派的名字就能看出来，在嘉靖二十一年前，唯有北方王学在苦苦支撑。
　　
　　但在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，圣上躲进西苑以后，圣上停止了诸多礼仪改革，而对阳明心学的打压力度，也出现了明显下降。
　　
　　等到浙中、江右六派想要进入北方开辟思想高地时，北方王学已经一家独大。
　　
　　文人的龌蹉，远比其他更令人觉得恶心，哪怕七派出自同源，以北方王学穆家、穆孔晖为首的人和家族，禁止其他六派在北方讲学。
　　
　　一旦其他六派中人出现在北方，就会被时刻盯着，敢讲学，就会有官府来抓人。
　　
　　圣上禁止王学力度是小了，甚而接近没有，但不是不存在了，只要接到举报，必然会冲场抓人。
　　
　　显而易见，这就是北方王学中人举报的，其他六派恨得牙根直痒痒，但也没什么好办法，几十年的发展，北方王学在大明朝北方已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，与所有省、府、县都有勾结，根本不可能打过。
　　
　　于是乎，整个北方思想高地，牢牢被北方王学掌握在手中。
　　
　　如今，北方王学倒下，其他六派就仿佛秃鹫嗅到了死尸的气味，疯狂冲过来撕咬。
　　
　　东林书院是在阳明心学的江右王学身上建立起来的，和浙中等五派王学高喊着为北方王学讨要公道，实则派遣了大量门中人去北方诸地开展讲学，‘抢地盘’。
　　
　　穆家绝祀绝后，成了其他阳明心学中人讲学的开篇话题，活跃气氛，引导情绪的一件事，仅此而已。
　　
　　心学大家集体思想北渡，这立时引起了北方诸省、府、县主官的注意，出于自保，纷纷上报京城。
　　
　　内阁在接到地方公函后，以张居正为首，高拱、胡宗宪、李春芳联袂入宫觐见。
　　
　　作为当朝大学士，学问深厚是毋庸置疑的，张居正很清楚心学之风绝不能在大明朝蔓延开来。
　　
　　很多人以为心学是“知行合一”，便认为心学是一门务实的学问，实际不然。
　　
　　阳明心学在传习录中清清楚楚地提到，所谓的“行”与普通人所理解的“实践”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　　
　　譬如说‘如好好色’，‘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
　　
　　只见那好色时，已自好了。不是见了后，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，已自恶了。不是闻了后，别立个心去恶。
　　
　　“行”在阳明先生看来就是“意之动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当你对一件事做出了正确判断后，不必等到身体力行后，就已经叫做“行”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所谓的“知行合一”并不是一种方法论，而是对“知”和“行”关系的一种判断。
　　
　　知行合一不需要刻意去追求，只要在”天理“，即内心的”明德“之指导下，自然而然就会实现。
　　
　　可是，三十六岁的张居正，已经明白阳明先生的整个学说实质上建立在纯粹意识活动的基础上，与实践完全脱节。
　　
　　这叫“务虚”。
　　
　　张居正早年浸润佛学，沉迷于“务虚”，常常从万事万物中去感悟佛理。
　　
　　由于阳明心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佛门思想相重合，加之入仕之初，受到恩师、心学大家徐阶的提拔，所以当张居正接触到心学之后，立即为其所吸引，他一度认为心学是孔子之后唯一的“真正学问”，还曾作文道：
　　
　　“学不本诸心，而假诸外以自益，只见其愈劳愈敝也矣。故宫室之敝，必改而新之，而后可观也;学术之敝，必改而新之，而后可久也。”
　　
　　可随着他官场经历的不断丰富，张居正逐渐从一个“书生意气”的青年学子转变为真正的大明朝官员。
　　
　　他不再纯粹沉迷于虚幻，而开始更多关注大明朝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。
　　
　　他发现，大明帝国之所以江河日下，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士大夫阶层开始“务虚”。
　　
　　科举制度之下，士大夫是官员的人才储备库，而官员相比于读书人，更应该关注实际，而不是整日夸夸其谈，读书思辨。
　　
　　但此时，阳明心学已经广泛传播，对大明朝的学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官吏、士绅都不再脚踏实地，而是热衷于高谈阔论，指点江山，那些所谓的书院逐渐沦为读书人“清谈”之所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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